•     阿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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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时间:2015-10-18 08:55:49
  • 楼主(阅:8541/回:0)伯夷

       

    伯夷简介

    伯夷为商末孤竹君之长子,姓墨胎氏。初,孤竹君欲以次子叔齐为继承人,及父卒,叔齐让位于伯夷。伯夷以为逆父命,遂逃之,而叔齐亦不肯立,亦逃之。

    历史简介

    基本资料

      三千年前,秦皇岛一带正是孤竹国管辖的区域。这个古代方国建国很早,历经了商和西周两个朝代。当时它的管辖区域,据考古资料表明,大体包括现在秦皇岛市的全部,唐山市的东部和辽宁省的西南部,都城在现在的卢龙县城附近。这个古老的方国当时的经济,文化都比较发达,有大量饲养牲畜的畜牧业和可以用剩余粮食酿酒的农产品。从这个国家取名觚竹来看,它是以两种用以书写的文具,借代作国名,这就反映了这个国家已经有比较高的文化。
      到了商朝后期,在这个国家出现了夷齐让国的美谈。原来那时的孤竹国君生了三个儿子,孤竹国君姓墨胎氏,长子名允字公信,即后来谥号为伯夷。幼子名智字公达,即后来谥号为叔齐。孤竹君生前有意立叔齐为嗣子,继承他的事业。后来孤竹国君死了,按照当时的常礼,长子应该即位。但清廉自守的伯夷却说:“应该尊重父亲生前的遗愿,国君的位置应由叔齐来作。”于是他就放弃君位,逃到孤竹国外。大家又推举叔齐作国君。叔齐说:“我如当了国君,于兄弟不义,于礼制不合。”也逃到孤竹国外,和他的长兄一起过流亡生活。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,人们只好立了中子继承了君位。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儒家学派,对他们的这种行为非常赞赏,评论这种事情说:“能以国让,仁孰大焉,伯夷顺乎亲,叔齐恭乎兄。”对他们给以很高的评价。

    周武王与伯夷

      为了躲避残暴的商纣王、伯夷叔齐居住在北海之滨和东夷人一起生活。听到西方伯主周文王兴起,国内稳定,生产发展很快。他们高兴地说:“应该从东夷回去了,我们听说西伯的国内很安定,很适合老年人居住。”于是他们相约到周国去。但是走在中途,就遇见了周武王伐纣的大军,原来这时周文王已经死去,周武王用车拉着周文王的木主奔袭商纣。他们二人大失所望就叩马而谏说:“父死不埋葬,就动起武来,这能算作孝吗?以臣子身份来讨伐君主这能算作仁吗?”武王的卫兵要杀害他俩,军师姜尚劝解说:“这是讲义气的人呀,不要杀害他们。”就把他俩扶走了。后来周武王与商纣王大战于  伯夷牧野,血流飘杵,由于商纣王阵前的奴隶兵倒戈,周武王才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,灭掉了商朝,建立了新的王朝周朝,这正是公元前1046年。伯夷叔齐认为这种做法太可耻了,发誓再不吃周朝的粮食。但是当时各地都属于周朝了。他们就相携着到首阳山上采薇菜吃。在采薇菜时,他们还唱着歌说:“上那个西山哪,采这里的薇菜。用那强暴的手段来改变强暴的局面,我真不理解这样作算是对呀?先帝神农啊,虞夏啊!这样的盛世,恐怕不会有了。我们上那里去呢,真可叹啊!我的生命就要结束了。”于是就饿死在首阳山之上。他们的让国和不食周粟,以身殉道的行为,得到了儒家的大力推崇。当子贡问孔子“伯夷叔齐何人也?”孔子立即回答说:“古之贤人也。”又问:“他们对所作的事不觉得后悔吗?”孔子说:“他们求仁而得仁,没有什么后悔的。”后来又进一步的说:“齐景公有马千驷,死之日,民无德而称焉。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,民到如今称之,其斯之谓与。”原来伯夷叔齐的行为正符合儒家的价值观。儒家认为,人生价值不在于你能获得什么功名利禄,而在于你对社会作出了什么贡献,在后世对你的评价中来体现人生价值,这就是所谓的留名千古。所以孔子强调说:“伯夷叔齐……奋乎百世之上,百世之下,闻者莫不兴起也,非圣贤而能若是乎!”

    史记记载

      伯夷 为商末孤竹君之长子,姓墨胎氏。初,孤竹君欲以次子叔齐为继承人,及父卒,叔齐让位于伯夷。伯夷以为逆父命,遂逃之,而叔齐亦不肯立,亦逃之。后来二人听说西伯昌善养老人,  伯夷尽往归焉。及至,正值西伯卒,武王兴兵伐纣,二人叩马而谏,说:「父死不葬,爰及干戈,可谓孝乎?以臣弑君,可谓仁乎?」武王手下欲动武,被姜太公制止,说:「此义人也」,扶而去之。后来武王克商后,天下宗周,而伯夷、叔齐耻食周粟,逃隐于首阳山,采集野菜而食之,及饿将死,作歌。其辞曰:「登彼西山兮,采其薇矣。以暴易暴兮,不知其非矣。神农、虞、夏忽焉没兮,我安适归矣?于嗟徂兮,命之衰矣!」遂饿死于首阳山。

    相关作品

    《伯夷列传》

      《史记》中《伯夷列传》的意义在于借题发挥,抒发自己胸中块垒。借为伯夷立传之机,对当时好人遭殃,坏人享福的社会,提出了愤怒的质问,对历代用以麻醉慰藉人心的所谓“天道”,也提出了强烈的怀疑,这是富有批判性和战斗性的。同时“奔义”、“让国”这是司马迁所赞美的一种美德,这和汉代建国以来统治集团内部君臣、父子、兄弟之间勾心斗角,攻伐残杀不休形成鲜明的对照。
      作者以“考信于六艺,折衷于孔子”的史料处理原则,于大量论赞之中,夹叙了伯夷、叔齐  上古伯夷的简短事迹。他们先是拒绝接受王位,让国出逃;武王伐纣的时候,又以仁义叩马而谏;等到天下宗周之后,又耻食周粟,采薇而食,作歌明志,于是饿死在首阳山上。作者极力颂扬他们积仁洁行、清风高节的崇高品格,抒发了作者的诸多感慨。

    韩愈:《伯夷颂》

      《伯夷颂》:士之特立独行、适于义而已、不顾人之是非,皆豪杰之士、信道笃而自知明者也。一家非之,力行而不惑者寡矣;至于一国一州非之,力行而不惑者,盖天下一人而已矣;若至于举世非之,力行而不惑者,则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;若伯夷者,穷天地、亘万世而不顾者也。昭乎日月不足为明,崒乎泰山不足为高,巍乎天地不足为容也。
      当殷之亡,周之兴,微子贤也,抱祭器而去之。武王、周公,圣也,从天下之贤士,与天下之诸侯而往攻之,未尝闻有非之者也。彼伯夷、叔齐者,乃独以为不可。殷既灭矣,天下宗周,彼二子乃独耻食其粟,饿死而不顾。繇是而言,夫岂有求而为哉?信道笃而自知明也。
      今世之所谓士者,一凡人誉之,则自以为有余;一凡人沮之,则自以为不足。彼独非圣人而自是如此。夫圣人,乃万世之标准也。余故曰:若伯夷者,特立独行、穷天地、亘万古而不顾者也。虽然,微二子,乱臣贼子接迹于后世矣。

    《伯夷、叔齐之死》译文

      伯夷和叔齐,是孤竹国国君的两个儿子。他们的父亲想立叔齐,还没有实现,父亲就死了。叔齐便让伯夷做国君,伯夷说:“(父亲要你做国君),这是他老人家生前的旨意啊!”坚决不肯做国君,于是逃走了。叔齐也不肯做国君,也随同哥哥逃去。国人只好立中间的一个儿子做了国君。
      弟兄俩跑出国外,听说周文王很优待老年人,何不去投奔他呢。然而,到了周国,文王便死去了,武王便统领大军,用车子载着文王的牌位,朝东进军,去讨伐殷纣。
      武王伐纣,伯夷叔齐很不赞成,便去隐居在首阳山,专靠采薇来维持生活。有个士大夫王摩子进山游玩,(看见伯夷叔齐正在那里采薇),就责难他们道:“你们既然不吃周粟,但为什么却又隐居在周山,食周薇呢?”二人听了,便不再吃薇。经过七天,上天派遣一只白鹿给他们喂奶,二人心里想道:“这鹿若是杀来吃了,滋味必然很美。”神鹿知道二人的心意,从此以后不再来,两个老头子便活活饿死了。

    伯夷叔齐意义

      伯夷叔齐的故事无需考证其真伪,这个故事反映的精神能在中华大地流传数千年,足证明中华文明之久远,是中华传统文化中最闪亮的一点。然其藐视权势的精神并不被强权者们所悦,或用强力相胁,或用“食色”诱之,伯夷叔齐渐渐被人们淡忘了。然其结果是真人性被扭曲,人们除去“食色”之外不知道还需要有“灵魂”。这正是造成世风日下、人心不古的根源。颂扬伯夷精神实为今天社会文明发展之需要,弘扬中华古文明之需要。
      伯夷阻止周武王伐纣,并非赞同纣王的暴政,而是深知“以暴易暴”的危害。“暴力”或许在一些场所不得已而为之,或许多数人“同意”使用,而断无“赞扬”之理由,也不可扩大其作用,更不能作为解决社会矛盾的基础。中国数千年王朝专制的循环,“乱臣贼子接迹于后世矣”,正说明这一点。
      围绕真人性的工作多是文化方面的,而从事这部分工作的人在古代称为“士”,也就是今天的知识分子。维护“人性”的纯洁,遏制“生物性”欲望的野蛮发展,是 “士”的职责。知识分子不能独立思考,随波逐流,结好于“乡愿”,拜倒在“食色”之下,是忘记了人间之道义,忘记了  上古伯夷战士守土之责。众人困于“食色”之匮乏,对控制了“食色”的强势自然是随之者众,此时能不受“食色”之困扰,敢于说“不”,特立独行,这样的知识分子是难能可贵的。伯夷叔齐“饿死而不顾”,为“士”树立了榜样,“夫岂有求而为哉?信道笃而自知明也”。
      对一个个体而言,首先要生存繁衍,这是天经地义的。故有“若伯夷者,特立独行、穷天地、亘万古而不顾者也”之语。但对“食色”的追求要有底线,不能丧失对伯夷叔齐的敬畏,否则不能称之为“人”,尤其不能称之为“士”。
      伯夷叔齐事迹,原不足信。 《伯夷列传》的意义在于借题发挥,抒发自己胸中块垒。借为伯夷立传之机,对当时好人遭殃,坏人享福的社会,提出了愤怒的质问,对历代用以麻醉慰藉人心的所谓“天道”,也提出了强烈的怀疑,这是富有批判性和战斗性的。同时“奔义”、“让国”这是司马迁所赞美的一种美德,这和汉代建国以来统治集团内部君臣、父子、兄弟之间勾心斗角,攻伐残杀不休形成鲜明的对照。
      历代作家对人物的评价都带有浓重的感情色彩和鲜明的倾向性,都和当时作家所处的时代、思想、经历等着密切的关系。韩愈后来写了一篇《伯夷颂》,对伯夷大加称颂:“武王周公,圣也,以天下之贤士与天下之诸侯而往攻之,未尝闻有非之者。彼伯夷,叔齐者乃独以为不可;殷周既灭矣,天下宗周,彼二子乃独食其粟,饿死而不顾,由是而言,夫岂有求而为哉?信道笃而自知明也。若彼夷者,特立独行,穷天地,亘万世而不顾者也。”这和韩愈所处时代有很大关系,当时藩镇割据愈烈,韩愈坚决反对拥兵自重而遭到嫉恨;另一方面,韩愈大力倡导古文运动而受到冲击,受到各方面的压力,但韩愈并没有畏惧,退缩,而是充满了自信,充满了豪情,借《伯夷颂》歌颂我行我素,卓而不群的精神。韩愈有胆有识,有自己独立的人格,表现了作家可贵的直面人生的勇气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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